张鹏

一

中国自古以来各民族长期交往共同生活，经历了历史文化的自然浸润，不断积淀、不断丰富和不断融变，不仅创造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还通过彼此的影响、接纳、吸收、包容、调适和认同，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伟大的中华民族。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家园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民族生态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文学、绘画、音乐、戏曲、舞蹈、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典籍、建筑、服饰、饮食、货币、度量衡、交通工具等等，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节庆仪式、情感心理 、家族传统、地域文化和家园意象，成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和传承模式。这些文化艺术形式是从民族民间大地生长出来的，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民族民间智慧，代代相继而活态演进和互助共生，成为这个现代共同体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根基。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因此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深刻认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进程，进一步理解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使之内化成为民族精神的有机构成与文化根基，以及引领五千年悠久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内在张力。

自2012年至2016年历时五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为结构脉络，通过遴选体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文化创造之伟绩的146件作品，囊括了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医学史、工艺史、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等等的不同题材，展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和历史演进，充分展现出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历史文脉。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创作也彰显和昭示了以文化兴邦，以文艺兴国，八音合奏，万象共生，兆民和睦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成为人类文化自觉与文化理想的生动见证与历史经验。

二

中华文明根植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多种生态环境、多元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的多结构状态，正是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动态的形成过程，中国的56个民族或相邻、或相交、或重合，共同守望乡土家园，守望山河故里，跨越时空、休戚与共，共同开发河山疆域创造历史，形成共生之域。“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河姆渡文化》《仰韶彩陶文化》和《良渚文化》作为开篇，表现了距今5千年前的吴越之地东南沿海的独木舟与船桨，关中晋南以人面鱼纹为生动标志的农耕聚落的氏族生活，以及早期国家文明的良渚文化的祭坛与仪祀，体现了历史上各民族互相碰撞补充，彼此吸纳交替，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与演进渐而互融一体，形成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选题善于从各民族的传统智慧中发现民族精神的重叠故事，从多语表达中发现身份共享，从先民中发现万物共生之道。从《胡服骑射·武灵阅兵》到《宋交子与纸币发行》，从《指南针与航海》《茶马古道》到《商帮兴起》，从《中华医学》到《中华武术》，从《长安盛景》《汴梁繁盛》到《忽必烈与元大都》，从《文成公主和亲》到《多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从《雕版印刷》《三大英雄史诗》到《四大名著》等等，无不是各民族人民南北东西跨族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历史上各民族的经济制度复杂多样，平原农耕、大漠游牧、渔猎采集、雪域牧耕、海盐交商，互通贸易、互通婚姻，生产、生活方式上相互借鉴，各有特点且互相重叠彼此勾连，在文化心理和文化的关键符号上形成讲信修睦、家国相系、存异而共生的共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我往，我来你去的多元统一的互动共生的视野，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互补共生的多元共建史观与民族互动的格局与生境，丰富了中华民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内涵，以及以“和”为本质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共生智慧和理论实践知识。

三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视觉语言描绘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史诗般悠久绵延的文化脉络，从学术精神与思想高度上集中展现了当今的中国气派与文化理想。在工程的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们与学者们对于吸收整合最新史学研究成果、激活转化传统元素、探寻多元的合作模式与机制方面都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与尝试。

1、吸纳整合最新的史学研究动态发展和考古发现成果，学科交叉互动为艺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蕴蓄能量。艺术家们与学者广泛合作，探索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深度追溯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文化特点与交融统一的绵延不绝。以辽金元时期的美术史研究为例，在10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辽金元王朝一度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同时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向延伸，因而在中央欧亚的广阔地域与历史中起到了沟通南北、连结东西的重要作用。历史上由于王朝的更迭，对于不同民族、区域、阶层的艺术及其相互之间的融通性，艺术题材、艺术样式、造型手段、材质的影响程度与相互作用，各种艺术元素与艺术思维方式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艺术的传承、创新与传播的关系等问题，都推动着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

《契丹与契丹文字》画面主体部分以宏阔的构图展现了“居有宫卫，出有行营，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的四时捺钵景象，正是契丹辽朝“立国规模莫重于此”的艺术表达；帝后居中，华服与国服臣僚罗列阶陛两厢拱立，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制也表现了具有辽代特色的政治体制，同时吸收了文姬归汉与昭君出塞的卷轴画中衮冕羽扇、冠服朝仪的文化元素。画面下方则是充分吸收运用了晚期辽墓墓道壁画“捺钵随行图”的布局与内容，旗鼓毡帐、人马车驼、鹰鹘犬鹿、番歌胡琴，还有帅旗昭昭的契丹文字和髡发毡裘胡马奚车，孤矢鞍鞯靡不精奇，人物布局起承转合穿插呼应，从而将旗鼓喧嚣、马队煊赫的场面组织得富于节奏变化，远景有穹庐部族、帐幕旗旆佛塔寺观显示的佛教兴盛与建筑宏构，令整体气势意趣贯通得当。2015年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告竣是新世纪的学术积累与拓展，昭示了从更为深远的格局中深入观察古代中国的发展历程。而《契丹与契丹文字》从构思创意到物象构成都可以看出对于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运用。同时，采用传统中国画意笔偏工而辅以彩墨的手法，丰富意象统一于居中对称式的构图，展现了 “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的中华文化的景致和魅力。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工程中对蒙元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描绘值得关注。多年来海内外的学者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从而求得对蒙元史研究深入通贯的理解与会通。《成吉思汗肖像》、《忽必烈像》、《巴思八像》，历史英雄们擅于在开拓中创新，又具备适应进步与仁爱法则的禀赋，昭示了虽然历史远去，但影响仍然像钟声振荡一般持续萦绕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元代中国的统一和平与交流，为经济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星罗棋布的繁华城镇、文人画、玉山草堂宴集酬唱的多民族间深度的文化融合、南人“北游”求官和北人“南趋”求学形成的“风景线”、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查、《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是元代多元文化社会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成果。工程选取表现了素有纯德实学、在水利、历数和仪象制度贡献卓著的《郭守敬》，交流传播黎汉织技的《黄道婆》，《关汉卿》与元曲的人民性，臻于山水至境的《元四家》，《忽必烈与元大都》等等。《成吉思汗与蒙古铁骑》，表现了蒙古“远涉江川”横跨欧亚疆域的版图与打破各民族疆界的限制；通达的驿站体系与东西交通的安全便利，拓展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交通往来，也使几大文化圈之间的联系更为便利与密切，《马可·波罗像》《马可·波罗纪游》或可看作是成吉思汗创建的贸易路线与商业通道的实践者，《元明青花瓷》《元代泉州港》不仅彰显了商业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由此有力地促进了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深层次地拓展了民族文化交融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人类“大历史”的脉动，是人类全球化的序幕。

2、创造性地运用与转化历代图像资源，从彩陶、青铜、汉画像、汉俑、晋唐砖画、历代墓室壁画、寺观壁画、佛像雕刻、石窟建筑、文人卷轴画、碑铭金石、木板插图、民间年画等等中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智慧地体察、使用和激活民族传统，挖掘自身文化与历史的独特价值。

《北魏孝文帝改革》博观约取南北朝的艺术元素、符号和艺术表达方式，无论石窟浮雕、墓室线刻、佛像陶俑、阙门廊柱、寺塔宫室、山石云树，艺术家都可以旁搜远绍、信手拈来，深入浅出地转化为创作的素材与灵韵。《长安盛景》《贞观盛会》将传世卷轴画与墓室壁画的情景凝缩再现，展现了区域、族群与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凸显国际大都市的风范，以及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与视域。《汴梁繁盛图》再现了《东京梦华录》的商贾云集，邸店林立，传承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韵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藉以暗喻跌宕起伏的历史关怀。另外，从《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到《农政全书》，无论农业、水利、医学、工艺各类科学典籍著作中都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与精华，据学者研究《天工开物》中18类107项传统工艺，至今在贵州保存着传统工艺的16类59项，如水碾、植物染料制作、桑蚕、柞蚕等技术，体现着大国工匠精神。艺术家们立足中国文化立场宏观识微、化古为新，从传统中择取人物造型、器物道具、场景礼俗，涉及物象、心灵、仪轨与神韵，烘托出时代氛围与心象，促发感悟，推动创新。

3、多元合作体现在多民族、多区域画家的互补共生与通力合作，亦体现在多元艺术元素、艺术手段与艺术样式的交叠使用与传承接续，多样风格统一在意象精神与意境营造中，而形成宏大格局，

《三大英雄史诗》的主题囊括了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藏族民间说唱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初始分别由三个不同民族的创作组各自创作。《江格尔》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由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不断加工、丰富而形成；《格萨尔王传》广泛流传于西藏、青海等藏族聚居区，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玛纳斯》叙述了玛纳斯一家八代，领导柯尔克孜族人民反抗异族统治者的掠夺和奴役，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斗争的故事。画家们来自内蒙、西藏和新疆地区，他们熟悉各自民族的英雄故事，借鉴古代壁画传统，均以英雄肖像为画面中心，四周缀以故事情节，色彩艳丽，展现各自民族的英雄史诗。三件作品打破时空的多联屏自由组合，在展览时共同组接组合为完整作品，形成各个不同又相互联系和谐一体的完整艺术表现。

富于启发的是，以《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和《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例，借用了唐卡的样式，在特定划分的多种空间中融入演绎内容丰富的故事。唐卡这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涉及了佛教仪礼、民间传说、世俗风貌、人文史地、天文历算、藏医药学，是藏族文化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民族瑰宝，堪称“藏文化的百科全书”。它以精湛的技法、考究的色彩将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蕴含了千年藏传佛教之神韵与精髓，展示了一个形神交融、静思参悟的生命过程。艺术家们借鉴古典图谱与现代构成的当代融合，运用民族传统手段图心造境，建构当代情怀与精神色彩，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的探讨也是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高4.7米、宽6.7米堪称巨构中国画，艺术家将多民族会盟的主题聚焦于1691年康熙亲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蒙古语七溪）会盟的历史事件。画面以距京城800里的多伦诺尔十三里滩草原为背景，以康熙大营为中心，康熙帝的重点刻划展示了作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蒙古各部众星环绕，“感怀帝德，咸倾心臣服，愿列藩属”，近景人物的膜拜与远景人群的攒动，旌旗猎猎而云蒸霞蔚，从人物到布景、从服饰到器物均以温暖的金黄色为主基调，色彩相互辉映，光晕的墨色折射出写意的韵舞，画面萦绕着民族团结的吉祥与温暖。七溪会盟加强了中央集权和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奏响了民族团结的恢弘的时代最强音。

四

艺术的交融关联万象、产生共鸣，直接推动民族间和谐共生、陶冶精神，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智慧博大精深，多元互补，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是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资源，彰显着厚重的文化精神，体现着民族民间的生命意识，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文化的内涵发展，向世人展示的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路线图和历史文化图像，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记忆，昭示了多民族持续发展、多维自信的未来走向。

今天，借鉴民族美术传统，在精神文化领域建立并提供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跨文化交流与发展路径，在不同文明之间找到密切沟通之路，搭起畅通无阻之桥，以促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发展，为21世纪人类的和平共处乃至造就世界的永久和平做出我们的贡献。

张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报《美术研究》副主编、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