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书画家、收藏家、造园师与烟斗鉴赏师的黄永玉说过，如果当年只玩木刻，并满足于以此谋生一辈子的话，他人生的经度与纬度都会萎缩很多。“你们能看到的洒脱人生也就不存在了”。

信然。如果黄永玉先生只玩木刻，且将木刻作为其的谋生手段，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木刻匠师，而很难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代多维度的艺术大师。为何？因为“维生”的需要，终将有意无意地束缚其思想观念、桎梏其艺术创新，以至制约其精神升华。他或许可以在木刻技艺上玩个炉火纯青，但终究难以独树一帜、超越前人，说白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路上更多复制的是产品而不是艺术品。与此同时，也还是因了“维生”，他更不可能延伸涉足其他艺术领域。如此，“人生的经度与纬度都会萎缩很多”，也是想象中事。

靠玩一样东西来“维生”且玩得精彩万分的人，或许有，但定然属于凤毛麟角。更多人若为“维生”而玩，通常也玩不大、玩不好。玩收藏也是一样，绝不要以“维生”为目的来玩，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为什么不推崇为“维生”玩收藏呢？原因很简单，收藏是一个不断积累知识、滋养眼力而厚积薄发的过程，一般不可能靠此“维生”，尤其对一个鱼目混珠、假冒伪劣品泛滥的收藏市场而言，收藏者欲“捡漏”，几无可能；二者，从整个收藏界的情况看，一些高档次藏品几乎被大藏家们收藏殆尽，不逢特殊情况，他们决计不会随便拍卖转让，也就是说，在市场上流转的藏品即便是真品，大凡也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靠此增值“维生”又怎么可能？三者，真正的收藏，其着眼点并非在乎物质价值而是在于文化价值，只有憧憬于文化价值，才有可能往收藏的深处里玩，并玩出可持续的无限兴味来。

对一个普通的收藏者来说，若能摒弃“维生”的陋念来玩收藏，那么相对比较容易玩出平和的心态、丰沛的趣味。收藏一旦为物质价值所囿，收藏者就极有可能为藏品物乏所值，抑或为收藏吃药而闷闷不乐以至大发雷霆，而不为“维生”所缚，或能远离伤心伤肝，并为每一次的上当受骗而“快乐”——“吃一堑长一智”，以此剖析原因、寻求对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终将有效避免类似事故的继续发生。有些藏品，或许物质价值并不是很高，将来也很难有巨大的增值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文化价值也低。比如，有人为避免同质化收藏，对科学仪器的收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像旧时的天文、计量仪器等。这些东西，物质价值无几，但科学、历史、文化的价值无可估量。须知道，这些器物的演变，是科技史的一个缩影，也映照着人类的智慧之路，收藏这些科学仪器，不仅能够引导收藏者去探究其变化发展沿革，发现与其他仪器众多的横向勾连，而且能够被藏品所涉及的科学人物、科学故事深深打动，进而激发走进科学的兴趣和激情，这样的收藏岂能没有趣味和意义？

对收藏大家而言，不为“维生”羁绊，才能够玩出责任担当，玩出精神境界。收藏大家张伯驹无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凭借丰厚的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先后收藏过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的《上阳台帖》、范仲淹的《道服赞》等，有人误以为这是因为张伯驹有钱。要说他有钱倒也不假，但要说他有大把大把的闲钱玩收藏的话，那是大错特错的了。要知道，后来的张伯驹早已不是过去的张公子，他买《游春图》，是把北京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妻子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黄金，才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难怪张伯驹曾经如此感慨：“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是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张伯驹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由此观之，张伯驹的收藏是做了“败家子”变卖了家产才玩的，其收藏并不是为了赚钱“维生”，而只是为了留住国宝。

想起了他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也就不难理解，最后张伯驹为何竟把最好的藏品都捐给了国家。“不为‘维生’始收藏，只替国家尽入囊”，张伯驹其言其行自是升华了其收藏观。

我们不可能奢求人人成为张伯驹这样的大藏家，但学张伯驹，不为“维生”玩收藏，学收藏爱收藏，涵养收藏精神，提升收藏境界，则是可以慢慢做到、渐渐接近的吧。（文/赵畅）